我们会试着把这些真理从那些形而上学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以更简单的语言重新去描述它们。
相较于行政处罚，行政教育具有程序上的前置性、优位性、过程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人文性、替代性。儒家的宗教法律观，沿袭了先民时代的天地崇拜，并扩展成为天地君亲师的敬拜观。
进入新时代之后，司法机关更加注重司法的教化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6 年 3 月、2016 年 8 月、2020 年 5 月、2022 年 2 月四次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涉及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环境公益等多个方面，以释法说理的方式弘扬了社会正能量，有极强的价值宣示与教化作用。这样的法律观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影响，即便到了 19 世纪，还有德意志地区的公法学家表示：国家作为对男女进行教育的机构，并使其达到最高神性，实现道德法律。第四，反对法律信仰论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与伯尔曼研究的西方历史毫无可比性。虽然从一方面来说，法律的本务并不在于执行道德规范。尽管法律的内容可能与道德无直接关联，但一个法律体系若不打算在实施中掩饰或避免做出有可能违背多数人的道义标准的判决的话，其处境总是危险的。
《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 14 条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被当作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吹喇叭、放鞭炮当作迷信行为加以禁止。在立法机关看来，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故加强对英烈姓名、名誉、荣誉等的法律保护，对于引领尊崇英烈、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五）逐步实现选举中的同票同权1953年《选举法》对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差别性规定。
由此可见，1953年《选举法》的制定，是我国人民民主选举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继2018年修改宪法，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后，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贯彻落实宪法规定，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为此，1953年《选举法》创造性地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做出规定，并对少数民族、武装部队、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的应选代表名额予以明确。中国不搞资产阶级的所谓竞选，但在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环节，仍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扬民主。
这一简短表述有三层含义：（1）用一个也字，点出了各提名主体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提名，是主要方式，而选民和代表是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也即，这两类主体的提名是次要的、补充的方式。所以，1979年《选举法》对代表名额只作了大体的规定。
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提出了代表名额分配中既要照顾多数，又要照顾少数的重要原则。1953年《选举法》对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作了规定。对于由于群众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全面而落选的情况，彭真则说，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是会慢慢了解、认识的。回顾和分析彭真的这一表述以及王汉斌的回忆，可能会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他强调说，要坚持不等额选举，因为这是搞好选举的关键之一。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大范围扩大直接选举，甚至对全国各级人大代表都实行直接选举。1979年修改《选举法》时，民政部设计的地方人大代表名额方案之所以没有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方案中的名额比1953年《选举法》虽略有增加，但同当时各地方实有代表的名额，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多数地方不赞成。但彭真认为，代表候选人与应选代表名额之间的比例还是大一些为好，这可以给选民更多的选择余地。
现在，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间接选举比较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它可以保证人民更好地管理国家大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考虑到党派团结的因素，设想推迟选举和召开人大会议。
为此，他还专门举例说，1954年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时，大会主席团提名毛泽东为候选人。2004年修改《选举法》时，一些地方提出，《选举法》的这一规定使得启动罢免程序过于容易，而代表是在获得参加投票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后当选的，因此，提出罢免应当慎重。
而周恩来全国政协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则提出，虽然我们还是初次举行普选，准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但由于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并有了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而直接选举又首先是从基层政权开始，将这项工作做好了，县、省两级人大的选举和召开时间是不需要相隔好久的，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不困难了。二是，如何确定差额的比例？1979年4月13日民政部提出的选举法草稿曾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但在审议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委员、地方和部门进一步提出，可以进行预选，意味着也可以不进行预选。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严谨，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1979年《选举法》是彭真主持修改的。针对这一情况，1986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适当提高了联名提出候选人的人数。
总体上看，规定相对简略。其间，对于是否要进一步扩大以及扩大到哪一范围，一直有或明或暗的分歧。
因此，此次修改的法律进一步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针对代表的辞职问题，1995年修改的《选举法》，在有关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辞职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选举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辞职的相关程序。
但这部法律也存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限。在做了这些说明后，对选举法存在的局限，毛泽东概括说，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
而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人民权利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时，对这个问题也有近似的解释。关于差额选举，当时面临以下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实行差额选举？对此，王汉斌说，等额选举……是照抄苏联的做法，弊端很多。从当时的情况看，对于扩大直接选举，较多意见是疑虑甚至否定的，即使是扩大到县一级这一比较折中的方案，在向地方征求意见时，也遇到不少反对。（4）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进一步研究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中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况和问题，使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的相关规定更有利于保证选民自由、充分和真实地行使选举权利，更符合实际情况和需要。
但是，《选举法》对选民和代表在何种情况下提出代表候选人以及如何提出代表候选人，未作规定。周恩来则说：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为了顺利实现国家的建设计划，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选举，实现进一步的民主化，以便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来共同奋斗。
但反复商议后，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名额可能还太多，怎么办？彭真提出，可以进行预选，根据无记名投票预选的结果来确定。有的干部嫌差额选举麻烦。
而《选举法》通过半年后的1979年12月27日，彭真在全国选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县级以上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选举问题，则有明确的回应。王汉斌在他的相关文集中记载：1986年11月18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专门向中央书记处作了《关于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问题的请示》。
因此，修改后的《选举法》做了三个重要改革：一是明确规定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从以上几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出，这部法律从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话到正式通过，不到4个月。而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起草委员会的1953年1月13日，到2月11日的正式通过，还不到1个月时间。（6）在选举程序中，对流动投票站、委托投票、投票方式、当选条件中存在的问题，另选他人、设立秘密写票处等规定的利弊，以及如何进一步监督选举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等一系列问题，予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
第三，它规定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即举行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席。
违反该规定的，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比如，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也不完全普遍，平等，城市选的代表多，乡村选的代表少，直接，我们只基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无记名，我们一般是举手，还是有记名。
三是，如何看待差额后的落选问题？对此，彭真认为，选举过程，是干部、群众批评自我批评的过程，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是对干部工作和各个候选人表现如何的一种鉴定，当选了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几天后的25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将《选举法》草案的修改本送请审阅，并说，选举法的名称尚有争论未决，有人主张选举法前面应冠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字样，似亦无不可。
